去年1月份《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评审细则(试行)》发布，今年4月份全国首个基因编辑安全证书的发放，给基因编辑产业化打开了政策限制，这项技术有望走进田间地头，科研人员纷纷创业成立公司，风险投资跟进。

基因编辑发展水平和前景，和政策密切相关。

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，政府对基因编辑监管没有对待转基因严格，核心原因是基因编辑没有外源基因，有些国家直接当做传统作物对待。

比如美国，如果最终产品含有外源基因或DNA，则按转基因作物的监管政策监管，如果最终产品不含外源基因或DNA，不需要监管，只需登记备案，按常规的非转基因作物进行商业化应用。包括基因敲除、 碱基替换、插入（插入基因或DNA可通过传统育种获得）、在编辑过程中引入了转基因（编辑载体）但通过自交分离而最终品种不含编辑载体。

除美国以外，采用类似政策的国家有加拿大、巴西等。日本反对转基因，但日本基因编辑产品已经面世。印度、孟加拉等国家还在讨论对待基因编辑的态度。

不过欧盟对于基因编辑持审慎态度，2018年7月25日欧盟最高法院裁定，如果在一种作物使用了突变技术（包括化学诱变和辐射诱变等），那么这种作物就应该视为GMO（基因修饰生物），就要用现有的欧洲GMO管理条例进行监管。该指令认为，只要一种生物的遗传物质发生了改变，且“不是通过交配和/或自然重组而自然地发生”，就应被定义为GMO。也就是说，太空育种也会列为监管范围。

我国基因编辑监管政策介于严格和宽松之间，整体上要比转基因监管政策宽松很多，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需要6年，基因编辑生产安全证书则缩短至1―2年。

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应用于人、动物和植物，在人体上的使用牵涉到伦理问题，会严格限制不能遗传，只能治疗某些疾病，监管最为严格。动物育种有成本问题，供实验的标本价格高，繁育时间和数量都受限制。植物育种一次可以生产很多标本，价格便宜。

植物育种出现问题，比如基因编辑如果有不好的性状，丢弃则可，只要有合格品就是成功。但是动物如果出现不好的编辑结果，会面临伦理问题，在选育上比较困难。

我国对转基因态度审慎，多年过去能支撑下来的研究机构寥寥无几，对基因编辑较为宽松，目前研究机构众多，呈现百花齐放之姿态。

如果基因编辑可以让科学家获得回报，让投入其中的资金能获得利益，那么基因编辑技术将会获得更大发展，加快良种推出，造富国民。

即使是医疗领域，基因编辑在逐步获得突破。上个月，人类首款基因编辑药物获批上市，英国批准两家医药公司合作开发治疗某些贫血病的基因编辑药物，该病治疗此前只能靠骨髓移植。这个月，美国也批准了首个基因编辑治疗药物Casgevy。

相关药物获批，让业内大为振奋，这说明即使在管控最严格的领域也可以进入商业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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